周恩来在宣化店

宋平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廖承志等领导同志于1946年5月3日由重庆抵南京，进驻南京梅园新村，我也随机到了南京。

　　这时国共之间实际已形成了表面谈判实际大打的局面，也就是拖中大打。国民党要谈，是为了拖延时间，要美国人帮他把主力部队尽可能多地由西南运到东北、华北；我们谈是为了阻止全面内战的爆发并通过谈判表达我们始终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真诚地希望和平、要求民主的愿望，以争取广大群众，包括第三方面人士，最大限度地孤立国民党，揭露其反共、臣人民、反民主的独裁统治，延缓全面内战局面的到来。到了南京，周恩来最关心的是中原军区。那里集中了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由广东返回的王震、王首道率领的359旅南下支队和从河南中部南下的王树声的部队。这三支队伍合计速个旅，6万多人，原拟向京汉路以西转移，准备到安徽一带向万新四军主力主力靠拢，接到“停战令”就停止前进，在湖北宣化店一带待命。在方圆几十公里的狭小地带集中这样多的军队，无论是军事态势还是地形条件都是十分不利的。国民党不顾停战协议，很快集中了11个正规军26个师30多万人，把我这几支部队包围得象铁筒一般，断绝粮药供应，准备一举全歼。在这万分紧急关头，周恩来一面呼吁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酿成大战；同时迫使美方和国民党同意组成三人小组前往宣化店视察以图制止战争，解救中原军队脱围。

　　到南京后的第三天，周恩来就向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徐永昌、周恩来)提出即派军事调处小组前往宣化店进行调处。在周恩来的坚持下，三人小组同意由周恩来同美方白鲁德将军和国民党徐永昌将军乘专机前往武汉转宣化店进行调处。我以新华社记者名义随行。到了武汉，国民党行辕郭主任举行记者招待会，说“中原本来没有战事”。他话一说完，我就提问说：“这次去宣化店视察是三方一致协议的，郭主任是否反对三人小组的一致协议，认为小组去宣化店是不必要的行动?”他看了我一眼问：“这位是……”有位记者说：“这位是新华社记者。”郭“昭”了一声，改口说：“我没那个意思，去看看也好。”徐永昌托病留在武汉，改由武汉行辕副参谋长王天鸣将军作为代表。从武汉改乘汽车，我方武汉军调小组也派了两位五师的同志一同前往。去宣化店，道路坑坑洼洼，汽车颠簸得很厉害，国民党军沿途修的碉堡工事，军队的频繁调动，历历在目，使人感到大战前的窒息。车行至黄陂县境十棵松河边，因河水上涨临时搭的木桥被冲断，吉普车不能过河。王天鸣提出返回武汉，等水退了改日启程。周恩来坚持原地等候。我们在姚家大湾老百姓家休息。美方人员嫌农家脏，撑起自带帐篷，吃起罐头食品。第二天(5月7日)一早，河水仍不退，汽车不能通行。周恩来要我们的同志找老百姓想想办法。找来了保甲长，他也束手无策。这时，在河边聚集着一些老百姓。他们没见过吉普车，觉得新鲜，围着汽车看热闹。同行的任士舜同志曾任过黄眩县委书记，很有群众工作经验，会讲当地话，同群众聊了起来。他说我们是到宣化店举行和平谈判的，现在过不了河，大家看有什么办法?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腼腆地说：“我看可以抬。”“行吗？”“可以试试。”美国人和国民党的代表觉得人抬汽车很可笑：周恩来说，可以试试，再请些老乡来，人多力量大：就这样在欢笑吉中，把几辆吉普车抬过了河。美国人看到这个“奇迹”也高兴了。周恩来向老乡道了谢，脱掉鞋袜同大家一起涉水过河。

　　过河不远就到了解放区。解放区的路好走多了，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都用新土垫了、这里是另一个天地。来到解放区，我算半个主人。同行的记者纷纷找我搭话，要我帮助，给他们方便。连两个冒充记者的特务也找到我，要我“关照”。我们在宣化店受到热烈欢迎。当映举行了欢迎晚会。在欢迎会上李先念师长致欢迎辞。他没拿讲稿，话讲得简明扼要，恰如其分：我和先念同志是延安马列学院时的同学，我只知道他是能正善战的将军，却不曾知道他有这样好的口才，原是一位又武双全的指挥员。他的讲话，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晚会上文艺工作者演出了文艺节目。已经深夜了，周恩来主持了中原军区领导干部会议。出席的有李先念、郑位三、王震、陈少敏、任质斌等同志。他们在煤油汀下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在双方军队对峙的态势下，我军决心突围，不抱任何幻想。会议还就突围的准备工作，周边的地形地貌等进行了周密的研究。散会时已是第二天的早晨了。匆匆吃过早饭，周恩来又神采奕奕地参加调处小组举行的会议。李先念先发言，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中原军区形势十分严重，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国民党72师、22师、48师、47师、4l师、10师、66师等部队向我中原军区合围，修筑了6000多个碉堡，形成了全面包围的态势。他们捕去我300多人员，现在备足了干粮，轻装，将有大的行动，形势十分紧张，要求执行小组制止国民党军的进攻。平毁碉堡，释放我被捕人员，让我军安全转移。王震补充说，国民党军队对我军的进攻几个月来没有停过，现仍在集结兵力，有全歼我军的企图，请小组查明真象，予以制止。国民党王天鸣副参谋长要卢处长介绍国民党军情况。卢虚假地说：“这次来总有意义，什么事见了面总好说。武汉行辕最关心的是五师要走，要走的借口是我们要包围和打它。这使我们最感头痛。我的意见是不能走，现在他们还未走，这很好，问题容易解决。”王天鸣说：“国军小部队换防是有的，大部队换防则没有。双方说的不一样。冲突确有，虽是些小冲突，然而总是感到遗憾。我可代表政府说，这决非是有意的。以后决不能再有。可回到武汉去，再从长计议。”周恩来说：“李先念师长揭发的全是事实。应当看到，中原战争如果爆发，就是宣告和平的结束，成为全面内战的起点,希望白鲁德、王天鸣二将军秉维护和平的精神,做出有益的贡献。”

　　当天下午，我们一行离开宣化店。我坐在敞篷吉普车的前座，两眼睏得睁不开，不时用手指掰着，免得睡着了，被甩之去。天黑时，车子总算安全地到了汉口。我们下榻汉口杨开花园。我前天没睡，昨天又陪着熬了一夜，实在睏得没法，打算晚饭后好好睡一觉。可是，周恩来又交待要我起草一个书面声明，交他审阅。我脑子都木了，就对章文晋说，人是睡觉的动物，我不睡不行了。约定睡半小时后，请他叫我。章文晋也说等革命胜利以后，好好睡上几天。我把稿子写完交给周恩来，就去睡了，但周恩来仍在继续工作，考虑明天调处小组的会谈。他为人民事业不知疲倦的战斗精神，真是无与伦比，凡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没有不钦佩的。

　　5月10日，三方在汉口签了停止中原内战的协议。协议中，最有实质性的内容是将我军2000多伤员及部分家属转移到河南安阳。这就减轻了部队转移的负担，也稍稍推迟了国民党军发动进攻的时间，无疑对中原军区部队的转移是有利的。为了保护五师及中原部队，周恩来还带去了现金以补充军调，并电请中央考虑，推迟山东部队对山东枣庄国民党军的反击等。但蒋介石还是于6月22日密令刘峙向中原解放区发起了全面的进攻。一场全面内战终于打响了。中原部队已有了准备和部署。王树声将军率一部向东北突围，国民党以为我主力向东北方向新四军主力靠拢，迅速将大部主力部队向东北方向围堵。我军主力则由李先念、王震率领分三路向京汉路西突围。很快越过平汉路，向鄂西、陕南边界冲去。我军以极小代价，完成了突围任务。11月1日，周恩来派我回延安汇报国共会谈情况。在延安枣园，我看到李先念已安坐在枣园的窑洞里了。

　　中央7月1日发出通知指出，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大内战已从6月26日围攻新四军五师开始了，我将进行全面的反击。

　　中原解放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斗争了半年多时间。牵制了30多万国民党军，极大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斗争，他们的业绩是十分光辉的。这支部队突出之后，经过无数战斗。在鄂西、陕南站住了脚，建立了两块根据地。这次突围，以少胜多。以极小代价取得重大成功。使蒋介石妄图制造的第二次皖南事变彻底破产。我们失去的是宣化店的弹九之地，换来的是陕南、鄂西两片解放区。

　　在宣比店这场斗争中，周恩来将解放区的军事斗争与谈桌上的政治斗争，巧妙结合起来，使中原军区部队以极小代价，冲出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转移到安全地带，又通过谈将国民党挑起内战反对和平的法西斯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露无遗，既教育了人民，也教育了第三方面的人士。